这次回国探亲，最惬意的事莫过于会见昔日曲艺团少年乐队的老同学，一起玩音乐，叙旧交流，追思恩 师徐涤生先生……
恩师徐涤生先生是当代中国的音乐奇才。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便有“江南琵琶圣手”之称。解放后在汕头市“潮乐改进会”与音乐曲艺团工作，他集演奏、教学、创作于一身，为中国民族音乐特别是潮州音乐作出了杰出的贡献。他的古筝、琵琶演奏技巧精湛，演奏风格独特，历来是曲艺团里最受欢迎的节目；他的教学高标准，严要求，严师出高徒，桃李满天下；他的创作成果丰硕，特别是两首古筝独奏曲“春涧流泉”和“塞上曲”，是划时代的作品，在同时代筝乐家中绝无仅有的。
我是1962年初跟徐老师学筝的，1963年9月考进广州音专 现在的“星海音乐学院”就读。1964年暑假回汕探亲见着他，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是我与恩师的诀别自从我离开家乡赴广州，后来经历文革、下煤矿、归队、出国，整整40年，老师的音乐的教诲无时不在我心中回响，激励着我在荆棘丛生的艺术道路上奋进，恩师给我留下了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我十分庆幸很早就认识这位天才的艺术家。我是1960年被招收到曲艺团青少年乐队的。开始我打扬琴，徐老师就住在我们的楼上，我每天都能听到徐老师弹琴，那美妙的旋律，出神入化的演奏，常常让我着迷，一次次打动了我的心。终于有一天，我下决心弃扬琴而跟徐老师学弹筝。开始老师不以为然，一来我已是主奏乐器扬琴乐手，演出繁忙，二来乐队编制有限，不能随意改动，但是我心坚意诚，终于老师开了金口答应收我为徒，我喜出望外，从此开始了我的弹筝生涯。
老师的第一课就谆谆地告诫我，“想学就要真学”、“要多练筝少睡觉”、“基本功很重要”、“学琴如建楼，地基打得不深，不扎实，楼房很容易倒塌……”他给我定了时间表，除了文化课、开会、排练，每天必须保证六七个小时练琴时间，假日也不例外，练完琴才能回家。老师自己每天晨起练功，他要求我也一样，而且练琴地点是在露天剧场的围墙角。除非刮风下雨，老师一般不让我在室内练琴，老师的口头禅是：不经艰苦磨练，日后上不了大舞台。回想起几十年来人生大舞台上所经受过的风风雨雨，以及在国内外之各种舞台上我所经历大小无数次演出，我能站得稳，挺得住，甚至在国际大舞台上大显身手，敢于代表亚洲音乐人为近3万名美国青少年演奏中国筝，弘扬中华文化，取得极大的成功，一切都要归功于徐老师那近两年的苦心裁培和磨练。
徐老师虽为出类拔萃的老艺人，但并没有任何一点“唯我独尊，别无分店”的习气。不管任何人前来向他求教，他都是有教无类，谆谆善诱，和盘托出。而且更为可贵的是他把教琴的过程也当成学习交流的过程，虚心学别人之长，补自己之短。例如中国音乐学院李婉芬教授来汕向先生求教，他同时刻苦地向李老师学习“摇指”，以弥补潮乐无此指法之不足。同时要我和师姐胡妮莉跟李老师学“瑶族舞曲”和“渔舟唱晚”等。老师经常告诫我们：“要博学广采”，“南北音乐要融汇才能发展”。他从不骄傲，固步自封，他主张音乐要与时代一起前进，推陈出新。他说：“传统的弦诗是前人的生活节奏，我们不应该照搬，要懂得‘化’，把音乐搞成活的……”
李婉芬老师走后，徐老师开始酝酿新曲“塞上曲”的创作。老师是用他的感觉、感情去弹奏每个音符、每个句子，然后才记成谱子的。为了创作“塞上曲”，老师废寝忘食，连走路都在想曲子，有时深夜还听到他的琴声，哪怕一个音，一个句子，一个指法，他都要反复推敲、琢磨，有时候他抱起琵琶，在琵琶上寻找某个音的效果，有时候又拉胡弦，一拉再拉，找出感觉，再回到古筝上。当乐曲初步定型后，他便一句句、一字字教我，轻重疾徐，吟揉切住，一丝不苟，要求我一步到位。然后又听我弹，反复听，把我当录音机使用。我一遍又一遍地弹，他一遍又一遍地听，边听边修改，直到满意为止。有时早上教我的句子，到晚上又改了。所以，这个曲子在我的脑海里不只一个版本，1998年我在新加坡才回忆、整理定型。
曲子定下来后，才根据乐曲的内容、韵味，命名为“塞上曲”。与琵琶曲同名不同曲。也许这个名字比较容易被接受吧，也许这与李白的古诗“塞上曲”异曲同工吧，或者，也许是寄寓于王昭君，感慨人生之不遇吧。老师喜欢喝米酒，正所谓酒后吐“真言”，老师酒后弹琴，真情流露，乐章纵横驰骋，肆意发挥，同住的另一位老艺人林玉波先生(二弦演奏家
常打趣说：“老徐又在弹无字歌仔了”。其实，那正是老师有了灵感，正在创作。老师酒后话也多，而他不只一次跟我们说：“音乐，如果连自己都感动不了就别想震得住听众”。“古人的诗，古人的曲，都是他们的生活、情感，他们的创作。我们要有自己的音乐。”他一再叮嘱我，要多读多背唐诗宋词，理解诗词里的精髓，“化”为己有，他说：“技巧熟练只是一方面，音乐追求美的内涵，韵味，要反复读书，用心寻得。”
如果不是当年亲历其境的人，很难相信，这位音乐大师是在多么困难的环境条件下完成“塞”曲的创作的。他身居斗室，家徒四壁，举目无亲，穷困潦倒。他由于出生书香门第，又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文艺舞台上的当红艺人，这段所谓“历史问题”，足足困扰了老师几十年，折磨了老师大半辈子。当时我的“琴房”就设在走廊，老师一边扫地（“劳动改造”）一边听我弹琴，放下扫把就给我上课。可以说，老师一直是在极为压抑、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工作的。电台来录音，不许他录；中央音乐学院多次聘请他去讲学，结果都因所谓“历史问题”，通不过“政审”关而被卡住；中央广播乐团俞良模先生两度来汕向老师求教，中央音乐学院李婉芬老师专程来汕向老师学习，1963年，我也因老师的“春涧流泉”而考进音专就读……。老师的艺术一再受到好评，他含辛茹苦培养的学生一而再得到社会上肯定，可是到头来老师自己还是逃脱不了被整肃，遭折磨致死的厄运！……今天，每当我弹奏老师的“塞上曲”，眼前便出现恩师的身影。乐曲中每个音符，似乎都在诉说着老师的不幸、痛苦以至无奈。
可以告慰先生的是：徐老师的艺术已经在祖国大花园中独树一帜，大放异彩，一批批年轻的艺术家正在茁壮成长，他们秉承先生遗志，自强不息，继续着先生未竟的事业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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