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次回国探亲,最惬意的事莫过于会见昔日曲艺团少年乐队的老同学,一起玩音乐,叙旧交流,追思恩 师徐涤生先生……
恩师徐涤生先生是当代中国的音乐奇才。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便有“江南琵琶圣手”之称。解放后在汕头市“潮乐改进会”与音乐曲艺团工作,他集演奏、教学、创作于一身,为中国民族音乐特别是潮州音乐作出了杰出的贡献。他的古筝、琵琶演奏技巧精湛,演奏风格独特,历来是曲艺团里最受欢迎的节目;他的教学高标准,严要求,严师出高徒,桃李满天下;他的创作成果丰硕,特别是两首古筝独奏曲“春涧流泉”和“塞上曲”,是划时代的作品,在同时代筝乐家中绝无仅有的。
我是1962年初跟徐老师学筝的,1963年9月考进广州音专 现在的“星海音乐学院”就读。1964年暑假回汕探亲见着他,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是我与恩师的诀别自从我离开家乡赴广州,后来经历文革、下煤矿、归队、出国,整整40年,老师的音乐的教诲无时不在我心中回响,激励着我在荆棘丛生的艺术道路上奋进,恩师给我留下了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我十分庆幸很早就认识这位天才的艺术家。我是1960年被招收到曲艺团青少年乐队的。开始我打扬琴,徐老师就住在我们的楼上,我每天都能听到徐老师弹琴,那美妙的旋律,出神入化的演奏,常常让我着迷,一次次打动了我的心。终于有一天,我下决心弃扬琴而跟徐老师学弹筝。开始老师不以为然,一来我已是主奏乐器扬琴乐手,演出繁忙,二来乐队编制有限,不能随意改动,但是我心坚意诚,终于老师开了金口答应收我为徒,我喜出望外,从此开始了我的弹筝生涯。
老师的第一课就谆谆地告诫我,“想学就要真学”、“要多练筝少睡觉”、“基本功很重要”、“学琴如建楼,地基打得不深,不扎实,楼房很容易倒塌……”他给我定了时间表,除了文化课、开会、排练,每天必须保证六七个小时练琴时间,假日也不例外,练完琴才能回家。老师自己每天晨起练功,他要求我也一样,而且练琴地点是在露天剧场的围墙角。除非刮风下雨,老师一般不让我在室内练琴,老师的口头禅是:不经艰苦磨练,日后上不了大舞台。回想起几十年来人生大舞台上所经受过的风风雨雨,以及在国内外之各种舞台上我所经历大小无数次演出,我能站得稳,挺得住,甚至在国际大舞台上大显身手,敢于代表亚洲音乐人为近3万名美国青少年演奏中国筝,弘扬中华文化,取得极大的成功,一切都要归功于徐老师那近两年的苦心裁培和磨练。
徐老师虽为出类拔萃的老艺人,但并没有任何一点“唯我独尊,别无分店”的习气。不管任何人前来向他求教,他都是有教无类,谆谆善诱,和盘托出。而且更为可贵的是他把教琴的过程也当成学习交流的过程,虚心学别人之长,补自己之短。例如中国音乐学院李婉芬教授来汕向先生求教,他同时刻苦地向李老师学习“摇指”,以弥补潮乐无此指法之不足。同时要我和师姐胡妮莉跟李老师学“瑶族舞曲”和“渔舟唱晚”等。老师经常告诫我们:“要博学广采”,“南北音乐要融汇才能发展”。他从不骄傲,固步自封,他主张音乐要与时代一起前进,推陈出新。他说:“传统的弦诗是前人的生活节奏,我们不应该照搬,要懂得‘化’,把音乐搞成活的……”
李婉芬老师走后,徐老师开始酝酿新曲“塞上曲”的创作。老师是用他的感觉、感情去弹奏每个音符、每个句子,然后才记成谱子的。为了创作“塞上曲”,老师废寝忘食,连走路都在想曲子,有时深夜还听到他的琴声,哪怕一个音,一个句子,一个指法,他都要反复推敲、琢磨,有时候他抱起琵琶,在琵琶上寻找某个音的效果,有时候又拉胡弦,一拉再拉,找出感觉,再回到古筝上。当乐曲初步定型后,他便一句句、一字字教我,轻重疾徐,吟揉切住,一丝不苟,要求我一步到位。然后又听我弹,反复听,把我当录音机使用。我一遍又一遍地弹,他一遍又一遍地听,边听边修改,直到满意为止。有时早上教我的句子,到晚上又改了。所以,这个曲子在我的脑海里不只一个版本,1998年我在新加坡才回忆、整理定型。
曲子定下来后,才根据乐曲的内容、韵味,命名为“塞上曲”。与琵琶曲同名不同曲。也许这个名字比较容易被接受吧,也许这与李白的古诗“塞上曲”异曲同工吧,或者,也许是寄寓于王昭君,感慨人生之不遇吧。老师喜欢喝米酒,正所谓酒后吐“真言”,老师酒后弹琴,真情流露,乐章纵横驰骋,肆意发挥,同住的另一位老艺人林玉波先生(二弦演奏家
常打趣说:“老徐又在弹无字歌仔了”。其实,那正是老师有了灵感,正在创作。老师酒后话也多,而他不只一次跟我们说:“音乐,如果连自己都感动不了就别想震得住听众”。“古人的诗,古人的曲,都是他们的生活、情感,他们的创作。我们要有自己的音乐。”他一再叮嘱我,要多读多背唐诗宋词,理解诗词里的精髓,“化”为己有,他说:“技巧熟练只是一方面,音乐追求美的内涵,韵味,要反复读书,用心寻得。”
如果不是当年亲历其境的人,很难相信,这位音乐大师是在多么困难的环境条件下完成“塞”曲的创作的。他身居斗室,家徒四壁,举目无亲,穷困潦倒。他由于出生书香门第,又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文艺舞台上的当红艺人,这段所谓“历史问题”,足足困扰了老师几十年,折磨了老师大半辈子。当时我的“琴房”就设在走廊,老师一边扫地(“劳动改造”)一边听我弹琴,放下扫把就给我上课。可以说,老师一直是在极为压抑、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工作的。电台来录音,不许他录;中央音乐学院多次聘请他去讲学,结果都因所谓“历史问题”,通不过“政审”关而被卡住;中央广播乐团俞良模先生两度来汕向老师求教,中央音乐学院李婉芬老师专程来汕向老师学习,1963年,我也因老师的“春涧流泉”而考进音专就读……。老师的艺术一再受到好评,他含辛茹苦培养的学生一而再得到社会上肯定,可是到头来老师自己还是逃脱不了被整肃,遭折磨致死的厄运!……今天,每当我弹奏老师的“塞上曲”,眼前便出现恩师的身影。乐曲中每个音符,似乎都在诉说着老师的不幸、痛苦以至无奈。
可以告慰先生的是:徐老师的艺术已经在祖国大花园中独树一帜,大放异彩,一批批年轻的艺术家正在茁壮成长,他们秉承先生遗志,自强不息,继续着先生未竟的事业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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